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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相忘于江湖

1927年，我军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、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这三次重要的武装起义。

这三大起义，是我军在革命遭遇最低谷、形势异常严峻的背景下，迎难而上、积蓄力量后爆发的必然结果。起义军的兵源不仅包括一些有进步思想的旧军队残部，后两次起义还广泛动员了农民和工人群众。尽管这三次起义都处于敌强我弱、群众觉悟尚未普遍觉醒的复杂局面中，选择打不赢就撤退、转而上山开展游击战争无疑是最现实的战略选择，但要真正做到这点，却异常艰难。

实际上，三大起义失败后，只有秋收起义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成功进入井冈山。而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，分别有7位和3位未来成为元帅的将领参加，却没能如愿上山，反而陷入了转移中的消耗战或死守城市的阵地战。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差异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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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入分析可以发现，三大起义的初衷虽然相同，但因多重因素，其结局大相径庭。

首先，三大起义的发动思路，基本上是完全借鉴了俄国“十月革命”的模式。为什么当时要参考俄国的经验？1924年，孙中山先生在苏联的支持下创建了黄埔军校，并凭借北伐消灭了陈炯明的叛军势力。中山逝世后，1926年广州和武汉相继发起北伐战争，成功剿灭了吴佩孚和孙传芳的主力部队，又配合冯玉祥的西北军击退了奉系军阀张作霖，战果显赫。在莫斯科的直接指导下，中国革命者深刻理解了红色革命的本质和经验。

然而，1927年蒋介石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武汉也爆发“马日”事变，随后宁汉合流，残酷镇压革命力量。在这样的危机时刻，我党决定借鉴俄国十月革命“城市起义”的成功模式，在有条件的大城市中发动武装起义。俄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经验，是“城市中心论”——认为占领大城市是革命胜利的关键。

其次，三大起义的目标几乎一致，都是要“夺取中心城市”。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几个要点是工农联盟的实现、武装暴动以及利用大城市的战略地位。类似地，我党长期以来深陷“城市中心论”的束缚，试图攻占长沙、武汉、南京等大城市。陈独秀、向忠发、王明、博古等领导人，都极力推崇这一理论。因此，三大起义分别选择了江西最大城市南昌、湖南第一大城长沙和广东的省会广州作为起义目标。

但现实是残酷的。南昌起义虽然一度成功，却被敌军四面包围，刘伯承等人不得不制定向潮汕方向转移的计划；秋收起义虽占领了浏阳城，但无力攻下长沙，最终无法坚守；广州起义明知敌军重兵包围，依然选择死守，结果三天内起义军几乎全军覆没，只剩少数撤离。由此证明，在当时中国，单纯依赖“城市中心论”难以奏效。

第三，三大起义爆发时，我军尚未完全摆脱旧军队的传统思维。起义是我军独立组建武装力量的初步尝试，过程艰辛。国民革命军内仍有许多高级将领跨属不同组织，彼此牵制。而早期我军第一支武装力量——大总统府铁甲车队（即后来的叶挺独立团），却因陈独秀等领导人反对党组织掌握武装，最终导致大革命失败。三大起义标志着我党逐渐认识到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的重要性。

不过，三大起义的主力仍然是旧军队中的进步力量。例如南昌起义主力由叶挺指挥的第11军第24师、聂荣臻动员的第25师和周恩来争取的贺龙领导的第20军组成，人数超过两万，基本都是旧军队精锐。秋收起义主要由主席派遣的5000多人的队伍组成，包括卢德铭率领的第二方面军武汉警卫团及湖南多地农民自卫军，还有修水土匪邱国轩的部队。广州起义则以叶剑英的第二方面军第4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为骨干，配合周文雍领导的工人赤卫队及海陆丰农民武装。

第四，三大起义呈现出从南昌到秋收再到广州的逐步发展过程。南昌起义时，我军对部队编制和领导认识不清，打着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旗号，却还指望他能起义。南昌失利证明，革命不能寄望旧军阀。秋收起义则更加明确，打出“工农革命军第一师”旗号，师长虽然是旧军人余洒度，但他后期叛逃暴露旧军人缺乏坚定革命理想。广州起义更进一步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，主席由张太雷担任，显现出革命力量的提升。

第五，三大起义指挥权受到莫斯科干预程度不同。1924至1927年，苏联影响极大，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总顾问加仑将军（即后来的布柳赫尔元帅）、叶挺独立团的苏联顾问崔可夫，以及鲍罗廷等人都直接参与指导。1927年7月，鲍罗廷建议陈独秀和谭平山赴莫斯科，实质上削弱了陈独秀的领导权。张太雷、李维汉、周恩来等组成“五常委”，南昌起义前张太雷以莫斯科名义推迟起义，遭到大部分人反对。秋收起义由主席亲自领导，受莫斯科影响最小。广州起义则得到莫斯科30万美元资助，并受代表诺伊曼直接干预。诺伊曼否决了叶挺和叶剑英撤退的建议，坚持死守广州，导致惨重损失。

第六，三大起义失利后，只有主席首先提出了“上山”的战略。广州起义失败后，有人将责任归咎于叶挺，实则不公。后来江西苏区的“洋顾问”李德的错误指挥更是加剧了红军危机。令人费解的是，南昌起义部队中诞生了七位未来元帅和三位高级将领，却无人想到“上山”。

南昌起义中，总指挥贺龙，前敌总指挥叶挺，公安局长朱德（第9军军长），参谋团长刘伯承，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，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，团党代表陈毅，营长陈赓，连长林彪、许光达，班长粟裕等人，个个都是军事大家。可惜他们未能抓住“上山”机遇。直到经历了三河坝分兵、潮汕失败和湘南起义惨败，才在朱德、王尔琢和陈毅带领下，最终与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。

由此可见，毛主席的领导和战略眼光非凡。我军一旦“上山”，就如猛虎添翼：井冈山会师开启了革命新纪元；江西苏区依托罗霄山脉，四次击退敌军围剿；万里长征更是跨越千山万水，书写人类战争史上的壮举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序幕，也是在宝塔山下毛主席等领导人指挥下铺开。开国将帅们在主席指挥下，军队一旦下山攻势如潮水般不可阻挡：八路军挺进太行、沂蒙，再进入长白、大别山，最终以工农为主体的解放军将红旗插遍大江南北的山川大地，直至喜马拉雅山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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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于：天津市